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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成果。一直以来,“两高”对行政公益诉讼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多次共同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内容进行细化规定,保障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稳定运行。从司法实践看,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保持稳定,案件分布范围也从公益诉讼传统法定领域向新增法定领域逐渐拓展。
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主要涉及安全生产、国有财产保护、食品安全、文物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未成年人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的行政机关包含了农业农村、住房建设、文化旅游、城市管理、邮政管理等职能部门,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紧密。这些案件充分体现了行政公益诉讼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更加全面地呈现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讼”的特征。一是被告也就是行政主体更加多样,二是诉讼流程更加科学全面,三是人民法院采用的裁判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第二,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工协作、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效能。人民法院通过加强沟通、联合检察机关共同发出司法建议等方式,共同助推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有效改变了过去某些公共利益领域存在的“无人管、无法管、无心管”等弊端。第三,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采用了更加丰富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合力改进完善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司法衔接机制。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两高”联合发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迈上高质效办案的新台阶;二是贯彻落实“健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要求;三是为延续工作思路,充分凝聚司法合力,打造联合品牌;四是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最高法行政审判庭一级高级法官王晓滨在答记者问时介绍,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以外的其他各类行政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026件,同比上升51.8%。其中,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案件较多,分别占比30.2%、18.31%,食品药品安全、英烈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案件占比持中6Tcom体育,文物保护、妇女权益保护、反垄断领域等其他领域案件相对较少。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介绍,自2017年7月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98.9万余件6Tcom体育,在所有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比九成,近99%的案件在审前整改到位,对于没有整改到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000余件,99.1%得到了裁判支持,展现了行政公益诉讼独特的制度价值。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公益诉讼在回应民生关切、助推依法行政、促进社会治理、凝聚保护合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二是立足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助推依法行政走深走实。三是以监督促进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推动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经过实践探索,行政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的分步递进式办案模式,注重在审前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争取最佳办案效果。对一些检察建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保障监督刚性,同时又以诉讼程序确保法律监督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公益诉讼是公益之诉、督促之诉、协同之诉。在党的领导下,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等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从实践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呈现鲜明的协同履职特点6Tcom体育,有利于更好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构建协同高效的公益保护体系。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朋友圈”持续扩大,目前已有30余家行政机关与最高检制定协同履职意见,“两高”共同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立足各自职能定位,持续深化协作配合,切实形成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执法司法合力。
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当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尤其是新类型公益诉讼,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之中,行政审判工作出现了受理条件把握、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裁判方式选择等方面的难题。下一步将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好相关工作:一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合力处理行政案件的“3+N”工作机制在统一法律适用、促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持续加强上下级法院间的监督指导;三是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针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决策部署。在行政公益诉讼管辖改革中,将联合检察机关等部门做实做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共同提升保障公共利益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和执法司法水平。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准确把握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一方面,将“可诉性”要求在公益诉讼办案中具体化、实践化。以“可诉性”这一重要抓手,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统筹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一体实现,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过程、提升办案效果。另一方面,强化检法同向发力,为公益司法保护的完备化提供强劲动力。进一步深化对不同类型和办案领域公益保护特点规律的研究,探索丰富和细化体现制度独特功能的公益修复方式、责任承担及诉讼请求实现方式等内容,打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难点堵点问题。协同配合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以精准规范的行政公益诉讼办案,为立法提供坚实基础,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贡献力量,以法治之力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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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和杭州均是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南京还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是江苏唯一同时拥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和“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称号的城市。两市党政主官先后赴现场观看校园足球比赛、市委书记专门为比赛开球,彰显了两地对足球发展工作的重视,也表明了狠抓以校园足球为代表的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决心。
据了解,近年来,南京秉承“小足球、大教育”综合育人理念,统筹落实各项政策,全力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目前全市成功创建1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区、3个省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区,建成247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0所省足球后备人才示范学校。近5年,全市新、扩建学校运动场地128.2万平方米6Tcom体育,新建约160个校园足球场地。
高质量的赛事同样是杭州加速青少年球员成长的“催化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是杭州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校园足球赛事,由杭州市教育局和体育局主办。据了解,2024年杭州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历时近9个月,全市共组织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各组别近1600支队伍超过2.3万名学生,参与近5000场(次)比赛。
杭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始于2009年。近年来,杭州市教育局积极会同市体育局不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进该市中小学校园足球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已创建国家级、省级足球特色学校2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和“满天星”训练营基地1个,布局省级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区8个和基地学校46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授牌已达577所,先后输送40余名优秀队员至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最佳阵容、国字号梯队及中超职业一线队。
其中,南京先是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方案(2024-2029年)》(下简称《实施方案》),在全省率先推动校园足球体制机制改革,后又印发《南京市建设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工作方案(2024-2027年)》(下简称《工作方案》),从健全城市足球发展体制机制、推进青少年足球高质量发展、提升职业足球发展水平、加快足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八个方面,对该市足球改革发展工作和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提出阶段性目标。
根据《实施方案》,南京将深化校园足球教学改革,研制出台校园足球课程指南;计划到2027年,试点建设1-2所新型校园足球学校,建成3-5个区域性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构建完善基于幼儿足球嘉年华、小学精英训练营、初中后备人才遴选、高中特长生培养的人才培养通道。突破校际壁垒、联动合作高校建立足球师资共享机制;研制出台校园足球培养和人才输送管理办法等。
《工作方案》提出,计划到2025年底,4个以上区完成青训中心布局和“631”(6所小学、3所初中、1所高中)一条龙升学体系建设,组织城市U10—U15男、女足各级梯队稳定参加重点城市赛事。到2027年底,各区完善青训中心配套政策和“631”体系。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各区优秀足球运动员在本区内整建制、跨学区小升初、初升高,允许市级精英梯队运动员在市域内升学时随校队整建制流动,协调推进部分高校出台面向本市足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
具体而言,各级各类学校要以开展大课间活动为载体增加足球课学时比重,将足球纳入中考体育考试选考项目,每个区(县、市)分别对应1所高中、3所初中、6所小学的足球人才培养通道,确定2-4所足球特色高中为“市队联办”学校,并依托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杭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筹)等高校共建2-3个足球学院、足球班,实施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建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紧密衔接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